趋势网讯：在文革之后，随着思想界和文化界的相继解禁，许多有关传统中国文化的书籍相继出版，而有关曾国藩的书籍在被冷落了多年之后又火了起来。随着湖南学者唐浩明的《曾国藩》的出版，曾国藩热更是席卷了大江北，而在此时对曾国藩的争议又重新显现出来。在现代人们关于曾国藩的争议无外乎，他到底是刽子手还是中兴名臣，是汉奸还是中国近代化第一人。其实对曾国藩的争议与其说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大讨论，不如说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映。章太炎曾经这样评价过曾国藩：“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对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一直以来都是争议不断，在中国历史上对其态度和评价可谓分成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曾国藩去世到清末，这一时期，由于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深，有“济世之功”的曾国藩得到了清朝官方的大加褒奖，被冠以中兴名臣的称号。而李鸿章为抬高自身的政治体位，在官场之中常以曾国藩的学生自居，《曾国藩家书》被李鸿章刊印出版，更是在全国范围之内传播了曾国藩是一个“修齐治平”的完人这种观点。加上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湘系官员、学者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或是曾国藩的幕僚，或是曾国藩的同乡。这帮人他们或感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或因政治利益在的需要对曾国藩大肆吹捧，因此在晚清正统官方宣传之下，曾国藩被抬到了相当高的高度。

第二个阶段是从晚清到民国，这个时期，对曾国藩的争议开始显现出来，在此阶段，由于西方新思想的涌入，和世界工业革命的开展，资产阶级运动更加活跃，在此期间产生的革命党们为了使自己在舆论宣传在更具号召力，为了全面驳斥清王朝以取得其在民间更广泛的支持对曾国藩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而在此同时拥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更是对曾国藩这个程朱理学在清朝的代表人物之一，清王朝的卫道夫大加驳斥。而在守旧官员和旧知识分子眼中，曾国藩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继续维护其统治的旗帜，梁启超曾经对曾国藩大力推崇：“曾文正者，岂唯近世近世，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物……”的确，曾国藩对太平天国镇压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曾国藩以程朱理学治军、练兵。曾国藩对异端思想的排斥、曾国藩对“道统自任”的桐城派的推崇……这一切都使他成为晚清的守旧大旗。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实际在是处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打倒孔家店”与“德先生、赛先生”相冲突。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涌入使中国社会的文人们处于两个极端——东方或西方，近代中国的羸弱与腐败是新思想文人们打击的方向，“曾国藩”不过是他们打击旧思想的渠道之一。对于旧文人来讲，西方的船坚炮利让他们心有余悸，“德、赛”两先生与孔老夫子的“不和”使他们深感恐慌，而曾国藩这个镇压持西方基督思想而起义的太平天国，为抵御列强而进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的“同治中兴”的名臣，无疑是他们对抗新思想的旗帜之一。

第三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个阶段曾国藩被全面否定了，他被定义为汉奸、刽子手，是封建社会的卫道夫，是杀人如麻的曾剃头。其实在这一阶段曾国藩有这样的定义，是正常的，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中共取得政权之后必然在全国推行其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而传统中国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推广的最大阻力，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冲突，必然以儒家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服从而结束，而曾国藩这个程朱理学在晚清的代表人物必然是打击驳斥的对象，而他所进行的镇压太平天国的行为更是对反封建运动的打压，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是与历史发展的规律相违背的，所以必须对他进行全面的否定。

第四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个阶段曾国藩又回到了争议之中，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进行，对传统的思想的解禁使当代人重新审视起曾国藩来。而由于改革开放之前，教条化地推行新思想及盲目得否定传统文化，加上个人崇拜思想由于被崇拜对象的去世而崩溃，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构，但并没有经过重组——苏式政治经济体系的失败打乱了马克思主义推广的进程，而在后期以个人崇拜取代新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更是阻碍了新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于是在当前的阶段，社会转型与政经改革成为常态，而对曾国藩的争议无非也是对现实的反映：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迷茫与徘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儒家传统“忠孝思想”的不和，中国人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割裂中的迷茫与不知所措，意识形态重组中的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扬弃与否的犹豫不决。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在曾国藩这个晚清人物之中：曾国藩被人称为古代中国最后一人和近代中国第一人，他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最后一面大旗，他推动了洋务运动；他复兴了程朱理学，他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管曾国藩的真实思想到底是传统还是现代，他身处的环境，他的行为必然使他自身之上产生一种割裂，而这种割裂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产生共鸣无疑是“曾国藩热”产生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转型完成之日，即曾国藩盖棺定论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