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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或者不想家，念都在那里，不浓不淡；你恋，不恋家，爱就在那里，不远不近；你买，或者不买票，票就在那里，不多不少；你跟，或者不跟春运，我的春运就在你的春运里，不离不弃...

走进人群里，或者，让人群靠近你的周围，默然拥挤，喧哗，热闹不由你。

他们不会上网或者没条件上网，现有的订票途径无法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些基层管理人员表示，应对民间“代买车票”的票点摸清具体情况，并采取措施进行规范和引导，尽量将其纳入春运火车 票销售体系中，作为火车 票销售网络的补充或延伸。

不会上网 农民工买票只能碰运气

每年春运期间，购买火车 票就如同打一场“硬仗”，经常让人焦头烂额。与往年火车站购票处人山人海排队买票的“壮观”场景相比，从去年开始的网络售票和电话售票的确减少了火车站购票的人数。然而在排队人数并不算多的售票窗口，许多人都紧锁着眉头离开，不住地叹气。

“我早上6点就来排队了，想买一张2月2日回湖南娄底的硬卧票，但售票员告诉我，现在只有无座票了。没办法，我也只能站20个小时回去了。不过这还算幸运了，我的工友，有的买了几天连站票都没买到。”刚离开售票窗口的49岁的农民工肖师傅说。与去年一样，今年春运网络订票和电话订票的预售期有都比窗口售票的预售期早2天。他与好几个同事由于不会上网，只能到火车站来碰运气，但他们几乎很少能买上有座的票，甚至买不到票都是经常的事情。对于他们而言，能买上一张站票，至少是能回去了。

肖师傅说，他曾委托一个老乡帮他打电话订票，但对方试了几次，说“一直是忙音，打不进去”。好容易打通了，又没票了。

在北京西站，有不少农民工和肖师傅一样，他们不会上网买票，也不熟悉订票电话，“如果窗口买部到票，那我也没办法了”肖师傅说。

佛山小夫妻代买车票被刑拘

正是因为像肖师傅一样的人群很多，有些人则从中看到了商机。一方面可以为这些不会上网或者无法上网的农民工提供便利，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顺便为自己贴补些费用。广东佛山的钟某桢和叶某夫妇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帮助不会上网的农民工订票，每张收取10元手续费。但他们被铁路警方刑拘了。

警方当场共收缴火车 票212张及用于购票的身份证213张，票面价值达3.5万余元。警方认为，者钟某桢、叶某利用网上购票系统订票，然后从自动售票机取票，赚取“代办费”情节严重，已涉嫌犯罪。

对于被警方取缔“黑票点”刑拘店主的事件，不仅订票的农民工为之叫冤，很多网民也认为法律不合情理。

佛山火车站派出所副所长金军安说，根据刑法第227条等有关规定，只要具备高价、变相加价倒卖车票的行为，并符合票面价值5000元以上或非法获利2000元以上要求，就构成了“倒卖车票情节严重”的刑事犯罪。叶某夫妇二人的行为达到了法律规定的刑事处罚标准，公安部门的行为并未超出法律的界限。

新华网记者13日在叶某夫妇曾“刷票”的小店门口看到，小店卷帘门上方还贴着“快递、货运、火车 票、公交卡”的字样。金军安说，当时店内还挂着“预售18天内火车 票”的横幅，墙上贴着全国火车时刻表，“看起来跟真的代售点一样”，很有迷惑性。

肇庆火车站派出所副所长汤盛勇认为，对农民工而言，这种交由非经过主管部门认定的“代买点”购买车票的行为还存在潜在的风险。因为农民工需要提前把身份证和车票给代买人，过了几天之后再去取票和身份证。在这几天中身份证被拿去干了什么农民工自己并不知道，而且如果发生代买人卷走身份证和购票款的事情，最终后果都是农民工自己承担。金军安告诉记者，在其办案中就发现有代买人因为收的身份证太多，把委托购票的农民工身份证遗失的情况。

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忽视风险的行为，除了网民不太了解相关法律规定和风险外，更重要的是当前农民工购票渠道仍有待进一步畅顺，购票难依然存在，农民工对“买到票”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其他方面关注。

如何疏导农民工购票需求?

其实，佛山警方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杜绝和打击黄牛党的倒票行为。黄牛党每年过节时活跃于火车站，高价出售紧俏的车票，屡禁不止。大量 新闻 报道和严打案例表明，黄牛党大部分与一些内部人士相互合谋，因此能够获得票源并逃避惩罚。为此，2012年开始，全国火车 票实行实名制，凭身份证购买，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黄牛党囤积车票，高价出售的行为。

也是从2012年开始，铁道部启动网络购票系统，而且在春运期间，网络或电话订票可以比窗口订票早2天。但是，对于大部分农民工而言，他们不会电脑，也没有电脑，很多人也不会用网银，也没有网银，可能无法享受网络订票的便捷，而电话订票的成功概率极低。

由于每年春运的订票需求只在很短时间内爆发，传统车票代售点的主要业务来自日常的代售需求，因此，他们大都坐落在人口密集的城区。农民工的购票需求主要在春运期间，平时又很少购票，所以，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可能很少或没有官方认可的代售点，这制造了为农民工网络代购车票的市场需求。

有需要的地方就会催生服务，但官方订票服务却不能得到完全覆盖和满足，虽然天津、陕西、温州、新疆、北京、安徽、上海徐汇、山东聊城等地的图书馆及其他公益人士自发地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订票帮助，但对于数亿的农民工群体，民间自发的这些志愿服务不过是“杯水车薪”。现实将催生出一种市场商机，以一种市场性行为来弥补公共服务的空白。

“代买代刷”现象大范围存在，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些情况和需求。据肇庆铁路公安处介绍，在1月份以来仅14天内，其查处的类似“代买”的案件就有6起，抓获票贩子7名，缴获及查实倒卖的火车 票1626张，票面价值23万多元。

一些基层管理人员表示，应对这一情况进行研究，摸清具体情况，并采取措施进行规范和引导，尽量将其纳入春运火车 票销售体系中，作为火车 票销售网络的补充或延伸，解决农民工回家“买票难”问题。

比如，研究是否存在可能性，将这些“代买点”纳入火车 票售票系统。有意向从事“代买”业务的人员，向铁路部门提出申请，登记本案后认可公开提供“代刷票”“代订票”业务的资格，并规定收取费用的限额。对加价过高的行为坚决惩处，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其代买资格。

对使用身份证环节可能存在的信息泄露风险要加以防范。农民工购票最大的难点是在订票这个环节，可以规定“代买点”只能代订，不能收取身份证并代为取票，由农民工拿到订票的流水号之后自行到车站取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