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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的那句一切有形的终将灰飞烟灭的名言近来看起来无比正确:即使是再稳定的产业——比如律师事务所以及大学——似乎都避免不了被技术进步以及全球化所威胁。不过要是仔细盯着那烟看,你也许还会发现些奇怪的东西:瑞士手表,蒙布朗自来水笔,哈里斯毛料,FolioSociety的出版物,甚至还有老派帆船。经济专家们告诫人们要在破坏性创新这个新神前卑躬屈膝,不过有些公司反倒高高兴兴地反其道行之——把这些老派产业和技术保存下来并使
哈佛商学院的RyanRaffaelli就详细考察了这些“再复兴”案例。其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瑞士机械表工业。1970年代它几乎被更加便宜且准确的电子表大潮冲垮,但现在似乎比以往更成功。现今它成为继药品和机械以外瑞士最大的出口产业,其兴旺发展的马达竟是老派机械手表。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复兴产业。上世纪50年代,自来水笔市场随着便宜的圆珠笔的出现而垮塌,但从19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稳定复苏。要是不看那些以传统风物为傲的都市——如旧金山和新奥尔良(后者你还可以去体验欲 望号街车)——有轨电车注定被淘汰,不过美国有30个城市都已经装上了新的有轨电车系统,甚至其中还有两个城市(底特律和洛杉矶)在20世纪早期曾经绞尽脑汁把它们埋掉。黑胶唱片在1993年根本卖不出去,2013年却卖出了6百万张。独立书店的数目也在近几十年来头一次得到增长。哈里斯毛料也在2009-2012年间倍增了产量——达到了1百万米多。现在本文的专栏作者也离开他臭哄哄的《经济学人》办公室,溜达到20码外杰明街上的EmmaWillis商店买衣服。要知道这家商店的所有衣服都是在格洛斯特的一个小工厂做的,里面的袜子还出自他们维多利亚时代的织袜机。
这些传统的老派产业是怎么在破坏性创新跟前兴旺发达的呢?Raffaelli先生认为,关键在于其产业对商品价值和涵义的重新定位。瑞士手表制作者就定义他们的商品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不是简单的报时工具。况且这些机械表相对于电子手表如此难以制作,毫无疑问让它们身价倍增。独立书店则将自己定位为爱书人邂逅以及交流的场所。有轨电车则是作为城市污染以及无规则扩张的解决方案重回舞台——确实采用它们的都是那些缺乏规划的阳光地带城市。
这种重定位需要处理好传统和改变之间的平衡。复兴的产业总是需要维护产业自身和工匠们,以及和消费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样工匠们和消费者们就可以将自己视为伟大传统的捍卫者,而不是普通的雇员和客户。瑞士手表产业能够存活下来,其实只是因为收集者们一直愿意为其在拍卖会上叫价,而其工匠也拒绝放弃这些老派手艺——“石英危机”的顶点到来时,真力时曾经想要扔掉它的机械表模具,但一位老工匠却决定把这些模具收起来,以待奢侈品市场兴起时再次出场。复兴产业还需要掏心掏肺地兜售他们的幕后故事。哈里斯毛料就是讲故事的高手,它传述了外赫布里底群岛上的纺织工们是如何辛苦劳作,怎样用他们祖先传承下来的方式原原本本地把本地羊毛纺成精巧绝伦的布料。
不过,在兜售传统并确保顾客和工匠时,复兴产业同样需要有变革的意愿。NicolasHayek和ErnstThomke给了瑞士手表一记电击从而救了这个产业。他们将一大票病怏怏的产业合并成强大的斯沃琪集团,后者去年的销售额达到了95亿美元。他们藉由斯沃琪第一次把瑞士手表定义成时尚配件来击败便宜的电子表,再将百里鸽,布朗潘和欧米嘉打造成奢侈品赚取6位数的销售额。Politics&Prose,这个正在茁壮成长的华盛顿独立书店,则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工房,一个咖啡店兼演讲厅,还安装了一个印刷机供顾客印刷自己的电子书。复兴产业也需要做出沉重的决定:比如,在捍卫价格的同时也要牺牲被新产业分割的市场。他们同样需要做好准备面向新的市场:比如中国那些狂热的西方奢侈品购买者群体。
传统的狡诈
这些旧技术的复兴也给我们带来对破坏性创新的思考。新技术并不会简单地取代旧技术。一些旧技术,像帆船以及纸质书,总是有他们长久的拥趸;其他一些,比如手表,可以重新定义他们的价值;就算像安全套这样的,也能找到意想不到的理由重获新生。另外,其实人们会购买商品,并不一定是因为其能最有效地提供某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买是因为商品的美学价值——比如一本装帧美丽的书,一件制作精良的衬衫——或者只是因为这件商品让他们感觉很好。悖论就这样出现了:互联网这样的破坏性创新产业越是给生产力整体带来变革,质高于量而且历久弥新的老派产业就越是有发展空间。
有时候落后偏偏是进步的办法。
工地的什么铜料可以卖200多万啊,打破了我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