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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费太高，阻挡社会信息化

“现在很多人，到什么地方先问‘有没有WiFi’，就是因为我们的流量费太高了！”李克强总理把这一“社会关切”带到了14日举行的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

参加会议的企业家代表、网易公司董事局主席丁磊在发言中说，中国经济走到今天，需要一批有专业技能的蓝领工人，应该利用移动互联网平台，把一些专业技能的知识讲授、在线培训，包括民众最关心的医疗保健知识传递给更多人。

“不过，现在我们的流量费很贵，1G就要70元，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障碍。”丁磊说。

李克强当即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可以研究如何把流量费降下来，“薄利多销”。

网费降低与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息息相关。此前，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侯为贵也提出了相关的问题。他分析道，当前中国互联网流量的“指数式”增长，对通信基础设施不断提出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

李克强立刻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加快协调工作”。他说：“我之前就说过，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之落后，我们自己都很难想象！”

侯为贵接话说：“您说得很对，我们和日本、韩国、欧美的带宽还差很多。”

“岂止是这几个国家啊！”李克强说，“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评估，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在80位以后。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带宽，这方面我们的潜力很大，空间也很大。”

一个多月前的3月5日，李克强也曾就“网速”问题作出相似的表态。他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经济、农业界联组讨论时说，自己到一些国家访问时发现，“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网速都比北京快”。

总理当时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的公共服务，应当加大建设力度。”

在14日的座谈会上，李克强最后要求，“参会的有关部门要把这些专家和企业家的发言稿带回去，认真研究！”

中国再次强调要进行信息基础建设

这次不是总理第一次“点名”网速网费问题，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后，也曾有类似一针见血的批评。与总理点名相对应的社会现实是，“网速慢、收费高、服务差”的情况已经成为了社会生活中的顽疾，多年来，民间骂声一片、两会呼声不断，却始终难以改观。一项被广泛引用的互联网数据中心2011年底发布的调查,不妨再拿出来看看：以1兆宽带为例,中国大陆固定宽带用户上网每月费用实际折合为13.13美元,是越南的3倍、美国的4倍、韩国的29倍、中国香港的469倍。而另一项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固定宽带普及率达到12.2%，网速仍明显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组数据是与2011年发改委对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进行反垄断调查同期的数据；第二组数据则是在“宽带普及提速工程”已经见效后得出的结论。在宽带垄断的格局下，即便是这样的大动作也难对现状有明显改观，运营商意愿在网速网费问题上的威权之重，民众诉求在博弈中的分量之轻，得见一斑。

以往关于网络提速降价的讨论中，舆论多从运营商和大众消费者博弈的角度切入，聚焦低网速、高收费对于市民生活的影响，使用的是服务者义务和消费者权利的说理逻辑。此次总理的批评，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面向，即，低质高成本的宽带服务潜在地阻止了社会信息化的进程。在现代信息社会的运行中，宽带建设具有基础设施的意义，几乎是一切信息交换、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依托，是知识型经济、网络化社会、数字化生活、服务型政府最起码的物理支撑。没有一个高质量、高速度、高服务的宽带环境，信息交流的效率会滞后、科技创新的成本会增加，信息化社会的发育和创新型社会的成长自然会被其束缚。

“中国发展需要一大批具有专业技能的蓝领工人，而专业技能关键是教育，我们希望给这些人提供免费的互联网教育机会，但是现在手机流量费非常贵，一个G就要70元。”在此次座谈中，网易公司董事局主席丁磊的上述这番话，从微观角度展现了高网费对于信息化生活的掣肘。而此类例子，恐怕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多如牛毛。此次总理的批评和建议，已经和民间多年的呼吁合流，希望能为宽带的提速降价提供新的巨大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