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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其人

“回到携程后，我现在当然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抽一些时间做人口方面的事情。”12月20日，携程网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梁建章告诉我们：“其实人口方面大部分研究工作已经做完，只是需要传播更广，在社会精英意识转变方面，应该说现在才解决了30%，虽然比我出书时已经有很大改变，但还是有70%没有解决。”

新浪微博上，有两个被认证的梁建章：“携程梁建章”和“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他们是同一个人，但显然，他们代表着不同身份。

“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注册于2011年初，这个时候，距离梁建章放下携程网CEO一职、赴美攻读经济学已近五年。

今年44岁的梁建章是复旦大学少年班学生，20岁获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七年前，当他创建的携程网基本奠定在线旅游霸主地位，梁建章决定重返校园，寻求知识的交融创新是他彼时最大兴趣所在，数学领域的基础促使梁建章把目光投向经济学，而携程网的创业经历又让他尤其关注创新，2007年梁建章开始攻读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主攻人口和创业及中国劳动力市场。

2012年4月，由梁建章与北大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合著的《中国人太多了吗？》出版，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同年底，梁建章联合茅于轼、许小年、陈志武等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发起一份签署建议书，呼吁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这些活动对今年底中国计划实施的“单独二胎”政策功不可没。

“携程梁建章”则建于2013年6月。新技术等引发的市场快速变化，正使携程创业成功了十年的“发卡拉客源-在线/电话预定-促成交易”高效模式失去魔力，公司股价一路走低也反映出市场担忧。此时，梁建章宣布回归携程“二次创业”。

无论是对公共政策的思考与影响，还是对商业实践的创新和变革，都是理想主义者梁建章孜孜以求、亲力亲为的梦想，而能把这两种梦合为一体，他算是国内少有的成功几人。

二次创业路

“可能是去年同比较低吧。”回答怎么看待回归后第二份携程财报利润率增长抢眼时，梁建章似乎羞涩：“主要是一些新兴业务增长较快，再加上我们投资的一些公司取得较好成绩，因此造成利润上较好，但整个公司利润率还不是太高，而且可能因价格战等因素，还可能进一步下降，但从增长率看不错，比过去有一定提升。”

11月6日携程发布今年三季报，净营收15亿元，同比增长31%；净利润3亿7300万元，同比增长92%，环比增长77%，若不计股权报酬费用，净利润4亿8200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环比增长50％。

“不够轻”曾是这一中国最大在线旅游服务公司备受质疑的问题，但三季报显示：其通过移动平台预定的单日交易额近日已突破一亿元。而梁建章告诉我们：目前携程订单量分别从呼叫中心、PC和移动端计，移动端已超过总量三分之一以上，已成为最重要的预定平台。

他回归前七个月，携程悍然宣布将投入5亿美元营销费用，这是公司成立10多年来首次进行如此大规模系统性促销。某种程度也可以看出危机感。之后价格战从酒店预定业务开打，受此影响，携程与其竞争对手如艺龙业绩均呈现出预定量猛增、佣金降低、相关收入不匹配特征。与此同时，两公司营业利润率及净利润增长均下降明显。

今年4月，梁建章明确提出“大拇指+水泥”（移动互联网+线下服务）新战略，宣称两年内要让携程无线预订量占总量比重提升至三分之一。而公司内部也划分出独立的无线事业部，继而品牌Logo更新、移动客户端更名、升级无线应用等，进一步将资源倾向无线领域。

“我们最近融了八亿美金，一方面是考虑打价格战，另一方面是投资相关公司，我们三季财报公布的人事变化部分也与此相关。”梁建章另外透露：“携程已专门组建投资公司，由原来CFO领导，我们叫新CSO，所以你会看到最近我们在这方面动作挺多。”一嘿租车和易到用车便是携程投资成绩单上的最新2笔。这意味携程已涉足租车领域。

谈及曾备受诟病的厚重资产“呼叫中心”，梁建章指出：移动端订单量上去后，呼叫中心就将成为优势。“呼叫中心承担功能其实有两块，除订单外，很大部分功能其实在售后服务。”梁建章说，比如解决一些突发问题：“呼叫中心绝不会取缔。”

经济学家梦

二次创业追梦之前，他曾经隐退多年。而按照长江商学院金融教授黄明的评价，他“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纯粹的经济学家”。

少年成名的梁建章，一直有投身学术界的梦想。“做研究可以做到七八十岁，做公司不可能吧。”因此，在2007年去斯坦福攻读博士也是理所应当。他师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拉兹尔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

根据梁建章的预测，2040年中国总人口还在14亿左右，但60岁以上老人将从现在1.71亿增加到4.11亿，20至60岁工作年龄人口从8.17亿下降到6.96亿，而其中最有活力的20至40岁人口将从现在4.36亿降到3.02亿，下降幅度超过30%。也就是说到2040年，中国人口基数最多的是50到60岁的这拨人。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倒金字塔。”梁建章指出：与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的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中国经济环境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换句话说，当时推出计划生育政策的所有前提都已不存在，中国已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中等收入国家，并将在今后二十年逐步摆脱低端制造业，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

梁建章还跑到北美、日本等地调研。他发现一些日本企业的高层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则被压在底层，几乎没有上升通道。他最担心的是：“一个国家人口结构老化后，其创业和创新活力会随之衰退。”“对中等以上发达国家，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和其年轻人口比例密切相关。当一个国家人口老化时，最适合创业和创新的年轻人不仅数量减少，能力也会下降，这是因为年轻人在老化社会和企业中得不到足够晋升，缺少历练机会和人脉关系。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梁建章说。

“近20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梅尔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很有名，”梁建章指出：这一理论认为人口越多，科技创新越快，经济发展越快，即一定条件下人口优势可转换为经济增长优势。而中国目前问题不是人口太多，而是太少。

某种意义上，经济学家身份的梁建章，追求的人生梦想一直不是权力和声望，而是内心的理想与对变革的渴望。